上海红星农场的博客

红星农场各单位联络员、知青联谊会负责同志：

    上海知青关爱基金第六次送温暖活动即将于近期在崇明农场地区举行；本次捐助对象（原红星农场范围内困难知青）共三位，届时将在崇明举行仪式并电视台等媒介参与报道，弘扬爱心行动。若周围有困难的红星农场知青朋友，请红星农场各单位联络员、知青联谊会负责同志多多费心，互通信息，协助报出帮困对象，填好知青关爱基金审批表，经居委会和街道有关部门核实盖章后，在月底前报海湾园知青关爱基金管理机构。

帮困对象希望是有感人事迹，举例：比如原来是先进个人或病困以后家属细心照料、努力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等；如果这次因人数关系没有轮上，关爱基金管理机构将其名单保留，作为下次捐助优选考虑范围。

咨询电话：57120000-8036

李凤吾、陆华祥提供信息 2012-5-16

附：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奉贤分会海湾园知青关爱基金审批表.doc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奉贤分会

海湾园知青关爱基金审批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有无配偶        家庭地址

有无子女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今年是龙年,龙腾虎跃之年,欣欣向荣之年,在此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二连老职工能在退休之后欢聚一堂，共叙友情，联络感情，重塑夕阳红活动，那是一种缘分。从2010年8月1日在“清风人家”聚会开始，并成立了“人间重晚情”基金会，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有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基金会”的成立，我们本着一个宗旨，使二连老职工有一个“家”，生老病死有人管——老有所依。我们的原则是一个自治组织，自己管理自己，自觉自愿为大家服务。一年多来，我们的服务和关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受到了好评，带动了不少人积极参与，总之这项活动在大家的努力下将不断的延续。

首先我们应该归结于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班子，特别要感谢的是周洪发和陈永基，他们不辞辛劳用自行车走访了不少同志，最远的要到金山、青浦等地，周洪发、刘济福还牵头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身先士卒带动了不少志愿者。

其次我们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网络，通过网络联系了不少别后从未见过面的战友，可喜可贺，这项工作离不开王兴娣、东惠珠、苗以华、马祥根、陈昌华,他们都是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做这项工作。在此我向你们说一声“谢谢”，并希望广大有志着投身到这项活动中来。

为联络二连战友的友情，为了表示组织的关爱，增进友谊，每年的年底为大家赠送贺年卡活动还要不要继续。(请发表各自观点)

我们也经常召开一些骨干会议，自觉评议、探索工作的方式方法，肯定了志愿者们工作，自摸车费去走亲访友，探望病人二十多位，通过关爱活动让他们感到组织的温暖。评议中也检查到了工作的不足之处，如有一位同志手术，由于信息传递之时，正值二连去年去

当我们背着行李走过那根晃晃悠悠的独木桥，看到接待我们的书记是上海人，低落的情绪好了很多，黄可良给我们第一印象；举止斯文，身形挺拔，讲话有条理，对我们知青很亲切，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势，就像是一个宽厚的兄长。

黄可良每次召集组长开会，除了安排生产以外，更多的是关心我们知青在生活上能不能适应，有没有困难。

崇明的冬天很冷，有个男生的被子很薄很小，黄可良记在心上，想办法弄到几斤棉花券送给那个男生，让他再去买新的棉被。

有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被下放到新海农场静安五七干校劳动，看到信后我很难受，父亲身体瘦弱，哪能经受农场繁重的体力劳动呀，黄可良知道后安慰我说，你不要太担心，明天去看望一下吧，那时田里很忙，黄可良准了我一天假，当看到父亲的工作是培育塑料棚里的秧苗，心里一下轻松了很多。黄可良为人善良，细微之处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

那时，连里办黑板报，有些稿件还要送到场部去广播，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报道连队“三抢”中的好人好事，文章中有几处提到黄书记，他当时看了后说写的很好，过了几天听到广播后，我感觉有些不对，仔细地听了好几遍，才发现黄书记在文章中把他的名字和事迹都去掉了，这个细节，别人不会知道，当时对我触动很大。黄可良为人处世低调不喜欢张扬，这种品格很难得。

看到黄可良为当年为处理赵建明的事情至今还心存内疚，能有如此胸襟，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感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多少人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尤其对那些敏感事件，处理不当，自己也会被扣上帽子，黄可良当时已经是冒了风险，把事情尽量缩小了。想不到几十年后他还在自责，气度不凡啊。

有些事情，昨天才经过，转眼记不清了；有些事情，已经几十年了，就像昨天才发生，历历在眼前。

一脸盆鲫鱼

我是晋元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由于“文革”，停止高考，耽误分配，直到1968年8月，才被分配到市郊崇明岛红星农场工作。

当时，我是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的，可是没想到刚到农场那阵子，活也不太累，日子过得蛮舒坦。我和几十位来自上海市区不同学校的毕业生，被安排在七大队落户。住的是二层楼房，睡的是钢丝床，点的是电灯，吃的是白米饭，就是稗籽多一些。到大队第一天，我就被大队部指定担任知青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还算好当，其工作无非是到队部，偶或到场部开个会，回来组织大家学习，传达精神。平日里，跟着大伙儿一块下地干活；每月6日和21日场休，我们会自找乐趣，调剂生活。

我有三位同班同学和我一起分在七大队，其中一位曾姓同学喜欢钓鱼。受其影响，每逢场休，我就会在近旁河塘里钓两个小时鱼，上钩的大多是鲫鱼，也有串条鱼、小黑鱼，两个小时能钓到大半脸盆的鱼。那时我们不懂烹饪，只会在灶头铁锅里熬上一大锅鱼汤，虽然没有什么佐料（更不会有“太太乐”），但是一股香气是那么诱人，现在回想起来，这锅鱼汤还是那么鲜美!

三间茅草房

人有时很奇怪，生活舒坦些，觉得太平淡；干活不太累，又认为得不到锻炼，要去自寻苦吃了。

1968年入秋后，场部组织我们知青代表赴奉贤星火农场参观新创建的五七连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大片荒凉贫瘠的盐碱地上有几排刚搭的草房据介绍是星火农场一批知青有志走南泥湾道路，自己割芦苇，建草房，在盐硗地上创建五七连队。

高凤祥的小故事之五——顶替

        在“学农”有一段拷浜的描述，那是真拷浜，浑水摸鱼，不管大鱼小鱼，虾兵蟹将，统统一起上岸，被捞起来。这里说的是形象比喻——上调拷浜，18连67届是75年初统统拷浜，就漏网了一个——小老虎，因病在上海医治修养。70届拷浜是在79年底80年初，上调、拷浜对结婚生子的知青不在此例，结婚生子的已离上调远去，最多只能平调、商调或其他途径回沪。原想拷浜作为一个题目讲的，在这里一笔带过，就不多说了。

我属于内向型性格，性情中人，重情感，重友情，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善交际，贴心朋友不多；不善说话，闷格子；不善修辞，说话会冲人。我积极上进、自身努力、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能带的好一班人的好人，拷浜不属于我，应该在拷浜之前上调。但没有轮到......

79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新政策下来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顶替。呼啦啦的顶替风刮到了农场，刮到了18连，一时间18连大大小小届别，有顶替调令在手的忙着打包行李，有的把被子铺盖锅碗瓢盆统统带走；也有的什么都不要，办妥手续后空手潇洒地回沪。

没有顶替的默默地看着他们欢天喜地，相互要好的在帮忙打包，农田里的活也没人去打理、搭理......

我母亲那时50周岁不到，我想想也完了，顶替也轮不上我，我独自孤独中......

4月初，有顶替调令的走的差不多了，连队里已经空空如也，我实在挨不下去了，请了几天休假，回沪！

晚上和母亲谈起农场的顶

缘起

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仅一百年。近十年来，上海市政府定位建150座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是纪念型(人物或事件）的博物馆。近代史上，全人类绝无仅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当由中国的学者来研究，因此，为了人类文化的延续，我们有必要建若干个中国知青纪念馆。

主旨

中国国家文物局最近一直强调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和社区遗产保护。知青纪念馆的建立，不仅涉及到这些物质文化的保护，还涉及到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对于整个文化建没，具有十一分重要的意义。

定位

上海的中国知青纪念馆主要是立足上每，面向全国，收集、整理、研究、展示所有与知青文化相关的内容。在目前，更要做到——抢救历史，发汤传统，保护文物，造福后人。

规划

以崇明当年某国营农场一个连队为基咄，原样保留即恢复主要建筑群体，适当留有部分周边土地，按博物馆规划要求进行整体设计。

目标

三年建个馆，六年建个村，九年建起一座中国知青城。

启动

遵照国家文物法的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我们希望在相关领导统一部署下，争取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尽快启动，越快越好。为抢救文物，必须与城市和乡村的拆旧改造抢时间、争速度。

操作

明确合作开发的模式之后，即可组织有合作方共同参与的筹备机构。并可分成若干个工作小组同时进行。主要有：基建、设计、施工、文保、后勤、财务等各个工作班子。

延伸

依据各地或各国办馆的经

《学工、学农、下乡、上调、顶替、商调》之三——下乡

初中阶段在学校多呆了一年，71年我们总算毕业了，新政策也下来了，恢复四个面向分配制度，总比一片红好。

老师根据家庭情况，逐个排摸，分级别，硬档工矿、软档工矿什么的等等，我是老大，当时崇明是最佳选择，算务农，而且有上调（崇明农场上调已经开始），留下工矿名额给妹妹，于是报名到崇明。10月28日迁的户口，但现在填表都是11月9日，估计也吃了一点亏。

11月9日清晨，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同楼的袁红妹（分在21连种子队）一同到学校操场集合，没有让母亲送我。

操场上已经停着两辆公交车（公交三场的车），操场上人声鼎沸，哨子声、欢笑声、大声的、小声的、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终于登上了车，欢笑声渐渐远去，只剩父母们大声的关照声和我们的应诺声，车门关闭启动，驾驶员车技特好，一路疾驶狂跑，车厢里低声的抽泣声突然变成了哭声再慢慢变成抽泣声随后变成笑声，一路无话。

车子直接开到吴淞码头，下车、候船、登船、起航依然笑声不断。看着长江水在轮船两边流过，我思绪万千，自我安慰道：崇明农场有上调，只要妹妹一分配，上调不影响她就可以了，最多三四年，农场务农不就是和学农一样，快来西的。

不经意间，船上又人声鼎沸起来，原来看见崇明岛了，不一会到了南门港，（好像有人接船，不知道是哪位，刘学卓？屠丽华？忘了）提着被子铺盖下船、集合、整队、登车、下车，车子停在西南片机耕队前面的北沿公路上，有几个老哈站在北沿公路上看着，不是欢迎，只是看热闹的，和袁红妹道别后，跟着大家往18连走去。

《学工、学农、下乡、上调、顶替、商调》之一——学工

本题目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经历过的故事，今天起慢慢道来。

我们70届于1971年毕业，中学学习期间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文化知识都是小学基础和以后自学的，4年初中倒有2年在学工学农。

学工到过很多厂，国棉六厂推大包子，把从船上卸下来的棉花包推到仓库；在胶鞋一厂流水线上做胶鞋......

学工时间最长的是70年3月在钟表材料厂，就是在金沙江路泸定路那里。刚学工时，我被分配在发条精加工车间，做单一的工作，专门把发条送进轧辊里轧。出了一次小工伤，手被发条割出了一个大口子，一点不疼，能看见白花花的骨头，随后慢慢出血、疼痛，疼的我呲牙咧嘴的，医务室简单包扎一下，送到普陀医院，没缝针，打了一针破伤风，医生说，年轻没问题，果然没什么大问题，不过现在手上还有淡淡的疤痕。

因学校里做过宣传工作，工伤后照顾到政宣科学工。科长是个半聋子，不带助听器什么也听不见，姓纪，那时他住在光新路上的棉纺新村，崇明休假回沪时我还去过他家看望他，以后因我在崇明不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渐渐地淡漠了周围的人，渐渐地淡漠了他，现在想来很愧疚。他写的一手好字，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是个好师傅。

政宣科很忙，常常加班加点。忙完以后，空余时间也不少，他带我各个车间转转，讲解、学习感性和理性知识，让我实际操作车床、铣床、钻床、教我电焊，车床、电焊他非常内行估计以前也是一个不错的技术工人。整个厂除了锻钢车间没有实际操作外，基本都走马看花，操作了一遍。

厂里好多老师傅和青工都很羡慕我

我是知青 （2）

下乡第一天，觉得什么都新鲜。广袤的大田，此时正值秋收季节，金黄色的稻浪比以前电影里看到的还要好，因为真实，随风飘来稻谷的香味，沁入心脾。也远比过去中学时代下乡劳动感觉的更要好，因为广阔，远处传来的说话声突然清晰了许多，没有了上海的高楼大厦，第一次站在宝岛国营农场的土地上，感觉真好。

如果没有那些不时从我们身边隆隆开过的大卡车，没有他们不时扬起令人不快的沙尘，感觉会更好。可惜不行，老职工告诉我们，那些开卡车的司机千万不能小看。农场里就数他们最历害，“司机”比“书记”（上海话的读音没有区别）实际的权力更大。这句话，我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当天，负责来接我们知青的每个农场的大卡车卸下了满是尘土的人和货，连眼睫毛上都落下了厚厚一层灰沙，已经和我们的行李没多大区别了。领导吩咐：大家按分好的大队先各自回去，马上要分到小队，尽快投入“三秋大忙”。至于大家的行李，说是会有卡车司机直接送到每个大队部，再分到每人的住所。

可是，一直到晚上，我就是没有拿到自己的行李。只能和分在一个队的同学那里挤上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几经周折打听到，是卡车司机自作聪明的认为我的名字肯定是个女生，而直接把我的行李发送到了几里路外的另一个大队，并不承认他是错的，也不愿意在为我送回来。结果是新认识的小队长慷慨大度，同意拨一辆牛车，由我们自驾去取。天哪！幸亏驾驶牛车并不需要驾照。但出了娘胎第一次驾驶牛车的我们几个男同学毕竟还是几身冷汗。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全线出击，开始在灯光昏暗的打谷场上经历了务农第一课。没有什么思想务虚，也没有什么基本

阳春三月好风光。有幸到海湾园参加上海知青《青春祭》活动。乐队鼓号，机车鸣笛；黄菊寄哀思，为知青中的英烈，为知青中的亡人，为曾经服务知青工作的故者致哀。眼望着镌刻在墙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

周亨达，市粮食局干部，７０年中期下放十四连任指导员，支部书记。善长思想工作，注重工作方法，这是训练有素的派遣干部区别于其他干部的一大特点。记得一次“双抡”中某班插秧进度明显慢半拍，作为同劳动的他一清二楚。午饭后即传来班长：“你去通知全班职工，到食堂集中；我给他们开个会。”班长起先一楞，后回过神来答道：“不用开会了，我们马上行动！”当别的班还在午休时，该班已下田抢时间插秧了。

他同时起用一批生产肯干，有能力的高中生担任班长；打破了清一色当地骨干的模式，从而改变了先前重生产疏其他的不平衡管理机制。

作为转业军人的他，把部队文艺传统也带到了农场连队。布置各班排练一个节目，在迎新年联欢会上表演，他本人也来了一段《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活跃了连队气氛。在这样的干部主导下，知青们心情舒畅干劲足，各项工作走在前，连年被评为“四好”连队。

同班同室农友沈永尧生活肯做，洁身自好，与世无争。闲来也写写诗句；如歌颂万顿轮远航，人造卫星上天等。我担任手扶拖拉机手，收工在车棚里摆弄时，他会过来与我聊天，并主动帮助清理车轮上的泥巴。上调后各奔东西无暇联络。以后房屋动迁更无音讯。想不到有音讯时竟是因病已故。

另一位是钟苗广，农忙农闲总看爱书；理论的，技术的都看。回沪后他乔迁之喜时，也特地通知包括我和妻在内的近两桌农友，光临

 两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毛主席语录

（二）为什么是“再教育”？

作者：原上海红星二连知青 Zxb

对于这第二条语录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那就会曲解我们伟大领袖的意思了。因为毛泽东自己曾经非常重视对农民的教育。他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要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不可理喻吗？只有哪些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才会死抓住以往的经验、说法不放，或者将鲜活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强调所谓的一致和一贯。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政策与法规，并由此决定行动，是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所以，他既与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划清了界线，又与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因为机会主义者虽然也从实际出发，但是没有原则性，简单地说就是随波逐流；而实用主义者则以眼前利益为出发点，毫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得失与否；毛泽东既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又不被实际所左右，而是因势利导，扭转乾坤。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无人可及的魄力和英明伟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以前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到了1968年又讲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

既然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社会的安定，那么就不是要学生在广阔天地里“继续革命”、“大有作为”，而是要学生安分守己。怎么让上山下乡后的青年学生安分守己？很简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毛泽东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也

两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毛主席语录 （一）              诗人的浪漫与革命家的豪情

作者：原上海红星二连知青 Zxb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有两条语录，更确切些说应该是两条指示:一条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另一条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

仔细琢磨这两条语录是很有意思的。先谈第一条语录。

毛主席不仅是一个革命家，还是一个诗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前半句完全是诗人眼睛里的农村：天高地阔，沃野千里，阡陌纵横，村如棋布，炊烟袅袅，鸡鸣犬吠；这后半句“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则体现了革命家的豪迈和自信。虽然“天地广阔”与“大有作为”既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毛主席用“可以”两个字把它们巧妙地联系了起来，特别是一个“大”字，不仅表现出了诗人的浪漫，更突出了革命家的豪情壮志。所以，这条语录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对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未来充满理想的青年学生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这条语录中的“可以”两个字是大有讲究的。“可以”不等于“一定”。你在农村“大有作为”了，证明最高指示是真理；如果你没能“大有作为”，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是你努力不够。因为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是可以”，没有讲“一定能”或者“一定会”！换句话说，就是毛主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你能不能达到，那就看你是否尽最大努力奋勇向前。